这新学期都已经开学了，北大既没有校长，也没有资金，可以说是度日如年。
老师们能不急吗？
“寿彭兄，务须再劝。我这边中央研究院草创，事务繁忙走不开，没有精力做北大校长。”蔡元培一口拒绝。如今北平局势复杂，一棒子地方军阀联合反蒋，蔡元培才不会去蹚浑水。
刘半农苦劝道：“孑民兄，只要你挂个校长的名头即可，日常校务我们会自行处理。”
“那就是尸位素餐，”蔡元培道，“北大校长职务，还是让有德者居之吧。”
“真不再考虑考虑？”刘半农问。
蔡元培态度坚决的摇头。
“唉！”
刘半农一声叹息，他起身说：“告辞！”
蔡元培连忙挽留：“寿彭兄从北平远道而来，留下多住几日吧。”
“我哪还有脸在上海游玩？北大师生等着我回去复命呢！”刘半农多少带着些愤懑情绪，他觉得蔡元培太不念旧情，太不给面子了。
蔡元培把刘半农送出大门，才返回书房继续看报纸。
如今每天的报纸，都有关于爱因斯坦的新闻，而且还连带着报道李石曾。这让李石曾在教育界、文化界威望大增，北平研究院也把中央研究院的风头盖过，蔡元培只能在上海干着急。
留法派和留英美派刚刚产生矛盾时，做为两派的领袖，李石曾和蔡元培的私交并未受影响。可随着矛盾的扩大和计划，两人不可避免的对立起来，已经有一年多没联系过了。
上次在南京开会，蔡元培、李石曾见面也没啥好说的，只各自点头打了个招呼。
两人心中都憋着气，攒足了劲筹建研究院，想通过学术研究上的成绩压过对方。这种竞争有好有坏，坏处在于南北两大国立研究院很少有交流，造成许多重复性的研究经费投入，大大浪费了人力和财力；而好处也显而易见，互相之间都努力做研究，不断聘请有实力的学者加入，而且还积极寻求与英美法等国进行交流学习。
可以说，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术基础，就是在李石曾和蔡元培的竞争中打下的。两所研究院的会员和院士，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所有的：“现在是战时，侵略者破坏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，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袖手旁观了。鉴于战时大后方物资缺乏，并且急需军用通讯工具和医疗器械，我决定，带领大家动手研制压电水晶振荡器、显微镜和各种光学仪器。”
抗战时，中国的科研人员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在工作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显微镜都是他们手工制作的。
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宜宾李庄（中央研究院地址），一大群科学家和文化学者，饿着肚子、顶着轰炸搞学术研究。林徽因病得躺在床上大口咳血，依旧坚持编撰着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不去讨论什么政治黑暗，也不去管什么派系斗争。这些可敬的科学家和文化学者们，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，他们的呕心沥血为中国崛起贡献了巨大力量。
就像严济慈在接受法国《里昂进步报》采访时说：“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，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，情况又多么险恶，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。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。我虽一介书生，不能到前方出力，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，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