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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，翻看历史，看到王世贞所著的《明史：奸臣传》，心里很有感触，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，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。看过之后，很是郁闷。觉得泱泱大国，堂堂的大明朝廷，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，无论哪个方面，都是政府的失败。
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，国家绝对要完蛋。但我仔细读过之后，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，反而越活越新鲜，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。这就更加郁闷，再读之后，发现，严嵩一生，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政府的事情。
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特别是嘉靖皇帝（明世宗），接近二十年，不上朝理政时，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，加班加点，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，几乎累得吐血。个人生活方面，爱情、家庭都不错，夫妻相敬如宾。私生活也非常检点，坚决不讨二奶，更别说三奶四奶，或者小蜜了。
工作时间内，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，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，父子俩几乎“义务”为皇帝献身。纵观严公仆，无论哪个方面，都是典型的，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。由此可知，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，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。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，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，好同志。即使是：吃喝嫖赌，也是一心为公；贪污受贿，必然迫不得已。为朝廷，赤胆忠心；为国家，鞠躬尽瘁。
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，居然成了大奸贼，大贪官，实在让人费解。在我把《明史》仔细翻过之后，我才觉得，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，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。
其实小姐也讲信誉：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，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，即使年龄稍长，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，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。
仔细想想，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：那个时代，那种环境，任何为官的，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。作为严公仆，当然不能例外。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：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。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，摔爬滚打，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。
熬出了头的严公仆，当然明白，革命不是请客送礼，革命就是请客送礼。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。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，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：不是被皇帝拿下，就是被同僚拿下，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。这个方面的事例，比比皆是。
严公仆为此，小心翼翼，为皇帝努力工作。——历来伴君如伴虎。为了伴好虎，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。一说违心话，讨好了皇帝，却获罪皇帝身边，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。实质上，这都是为了争宠，进行的相互攻讦。朝廷之争，权力之争，历来你死我活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
为了自己活得好，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，只有别人活不好，才能自己活得好，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。这在我们今天，也是绝对真理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情况：相互勾结，共同欺骗，达到双赢互惠。但人是唯我动物，本质上是自私的。
皇帝只有一个，大臣却有一大群。皇帝不用选择，大臣无法选择。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：董事长只有一个，经理却有一大堆。一旦形成雇佣关系，经理没有选择，只能好好干；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：你不干就滚蛋。
为此，董事长吃定了下属，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。皇帝吃定了大臣，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：这就是权力，或者暴力。企业是董事长的，董事长说谁就谁。国家是皇帝的，皇帝说谁就谁。嘉靖皇帝与老严，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，前者拥有绝对权力，后者拥有被动抉择。绝对权力主动，相对抉择被动。
在此之下，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：审时度势，挖空心思。审时度势是智慧，挖空心思是心术。二者结合：为了出人头地，必须打倒同僚（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）。要打倒同僚，既要认清自己，又要认清皇帝。
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，心知肚明：讨好皇帝，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。犹如我们今天，讨好上司，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。事实上的严公仆，真正做到了这点。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。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。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。作为自然人，都是有欲望的，作为社会人，更是如此。
一旦掌握了权力，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：有时几乎不是人，或者简直不是人。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，总是挖空心思，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。拥有更大权力的人，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，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，拥有更更大的，还想拥有超级大的。
而拥有超级大的，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。这就是权力的贪婪，也是人性的贪婪。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，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。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，那种为所欲为，那种惟我独尊：这也是中国的历史。权力绝对化，导致集权者，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。甚至我们今天。
如前所述，老严在那个时代，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。在这种追逐当中，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，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。
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，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：用暴力说话。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。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，没有谁不胆战心惊。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，就降临到头上。特别是大明政府，经历了刘瑾、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，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，皇帝对权力的集中，控制，就更加强烈，统治的手段，也更加极端。
到了嘉靖帝之时，对权力的绝对拥有，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。作为一般大臣，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，也不得不看重权力，这样，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，谁不遵守网络游戏，谁就率先淘汰。
我们知道，嘉靖皇帝（明世宗）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性情变化无常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。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陈登原先生在《国史旧闻》（中华书局1980年版）笫三分册“明世宗”条下有这样的评说：“（世宗）刚愎自用，用法愈为深刻。”
世宗猜忌、多疑、嗜杀，冷漠。对自已的妻儿、侍婢、臣僚，一概无情无义。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。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“宫婢之变”。陈先生又说：“盖以多疑之人，行隔绝之政；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，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，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，不得不熟谙世故，不得不但恐抉剔，不得不俯首鞠躬。世宗之信严嵩，此即可推知矣。”
由此可知，大臣们在次前提下，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再看一则资料：据《春明梦余录》载，有因“大议礼”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，曾说：“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，鲜有能善终者。盖密勿之地，易生嫌疑，代言之责，易招议论。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。”
此言的意思是，当首辅的（严嵩入阁二十年，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）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，要甘于背黑锅，勇当替罪羊。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，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：“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，至尊至重矣。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：天子圣明，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，一难也；事下中书，责应于斯须，得失轻重关焉，二难也；造膝之言，廷臣不得闻，廷臣所得闻，远臣又不及知，而拟议转注，易动唇吻，三难也。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，故曰至苦也”（《王氏存笥稿》卷16）。由此可知，皇帝刚愎如此，臣下之难可想而知。
在此前提下，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，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作为老严，经历复杂，综合素养也不错，最起码的，是一个标准的文人，或者知识分子。虽然，文人不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，但二者有同一性。
在那个时代，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。漫长的中国历史，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。在此前提下，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，就成为一种必然。为了战胜对手，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——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，但作为一国之君，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，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，所以，作为大臣，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，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。老严揣摩皇帝心理，至少是成功的，这点，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：《明史纪事本末：严嵩用事》，世宗宠信严嵩，有如此记载：“况嵩又真能事帝者；帝以刚，嵩以柔；帝以骄，嵩以谨；帝以英察，嵩以朴诚；帝以独断，嵩以孤立……猜忌之主，喜用柔媚之臣。”
这段文字，我们可知，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。正是如此，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，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。对此，世宗心中有数。以至后来，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。赐严嵩“忠勤敏达”的银印，赐其藏书楼曰“琼翰流辉”，奉玄之堂曰“延恩堂”，赐字幅曰“忠弼”等等。
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，世宗还在谕旨里说“嵩小心忠慎，”甚至致仕后的待遇，也比其他首辅优渥，“其致仕去，仍令驰驿去，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”（《世庙识余录》卷22）。此事说明，薄情寡恩的世宗，对严公仆的确不错。
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，就不难明白，严公仆之所以如此，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，一心一意跟定主子，是做大臣的基本功。这在我们今天，仍然实用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居然被说成是奸臣，实在有些勉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