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我们不否认，严公仆这样做，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，但看完老严的传记，都没有发现，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，或者任何言行。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，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：一心一意跟党走，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，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。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。
在老严看来，只有皇帝，才是生命中的唯一，只有对皇帝忠心，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。抱着这样的理念，老严在政治**不堪的时代，选择这样一条道路，实在是明智非常的。
这其中，我们不否认，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。但纵观老严的传记，都没有发现，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，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。由此可见，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。更不用说残害忠良。
国人的价值观念，由于根深蒂固受到“价值二元论”的影响。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，常常采取非善即恶、非正即邪、非白即黑，冰炭不同炉，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，因而往往扭曲事实。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。由于这种价值观，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，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，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。
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，弹劾他的大臣很多。有御史王宗茂、兵部员外郎杨继盛、巡按御史赵锦、锦衣卫经历沈炼、给事中厉汝进、南京给事中王烨、御史陈绍、给事中童汉臣、伊敏生、喻时、刑部郎中徐诗学、巡按四川御史谢瑜、巡按山东御史叶经。等等。这些大臣中，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削职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、沈炼等人。而这些大臣，说实在的，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。
据史料记载，沈炼，嘉靖十七年进士。《明史》本传载“炼为人刚直，嫉恶如仇，然颇疏狂。”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。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，与严世蕃过从甚密。沈炼嗜酒，“数从世蕃饮，世蕃以酒虐客，炼心不平，辄为反之。”
区区小事，致生积怨，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。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，“致书乞贡。”世宗令廷臣议，沈炼附议，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。事后严公仆劝其子，不要与沈炼往来，说沈炼不是好人。此话传到沈炼耳中，沈怕前途无着，于嘉靖三十年正月，上奏章弹劾严公仆。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。
世宗阅后，“大怒，廷杖之，谪佃保安。”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，常常詈严公仆父子；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“争詈嵩以快炼，炼亦大喜，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。且缚草为人，像李林甫、秦桧及嵩，醉则聚子弟攒射之。”这种“游戏”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。当时，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，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，时年三十六岁。反对严公仆的人，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，实际上，这于史无据，而杨亦非嵩党。
其实，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、不安份、意气用事。是性格缺陷所致，与严公仆无涉。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，实在冤枉。至于杨继盛与夏言，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。基本上与老严无关，本文不讨论。
如上所述，老严获“奸”之名，多少有些名不副实。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。历史在不明真相里，反复煎煮，就越来越不明真相。再说，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，作为一般人，是没有资格，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。
说穿了，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。作为一般百姓，是不可能颠倒的。因此，后人不明就里，一狗吠影，百狗吠声。再加之话本小说、传奇戏曲大肆宣扬，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《沈小霞初会出师表》（《今古奇观》），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《呜凤记》、《一捧雪》、《丹心昭》、《狂鼓吏》、《出师表》等。
这些东西，在民间反复播演，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，老百姓一提起老严，第一反应就是：这是一个恶人，更是一个奸人。使得老严的形象，在老百姓心中，犹如黑暗中的鬼魅。其实，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，是不可能知道的，犹如我们今天，社会下层，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，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：泄密。
我们都知道，权力总是与欲望连在一起的，有了权力，就有了欲望，有了欲望，就有了贪婪，这几乎是一条规律。在严公仆的传记中，有一条关键的记载，是说严公仆先生的“贪”。而且这贪，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。
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，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。据《世宗实录：四十四年三月》条月：“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：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，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，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，玉带二百余条，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，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、件，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，龙卵壶五把，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、件，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，又五十七所，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。……”陈弘谟《继世余闻》记载说：“严嵩籍没时，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，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。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，亦不减此数。”
而实际上，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，一半入内库时。根据资料，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。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。世宗问道：“三月决囚后，今已十月余矣，财物尚未至，尚不见。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，是财物既不在犯家，国亦无收，民亦无还，果何在耶？”（《世宗实录》卷519）
由此可知，我们严公仆的贪，实际上徒有虚名。据史料，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。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“廉吏”，而且是有名的“廉吏”。据说，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，举国欢庆。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。
作为“廉吏”，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，仅在他的家乡苏、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。这些田产多是以“投献”为名巧取豪夺，强占周围农民的。在华亭一地，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，敛银九千八百两；同时，他还拥有众多织妇。
于慎行《谷山笔尘》卷四记载颇详，称徐“纺绩求利”，“与市为贾”。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，根本就无法统计，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，也叹为观止：“产业之多，令人骇异。”（《四友斋丛说》卷13）海瑞接到许多农民，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，海瑞当即勒令徐“退之过半”，否则不予结案。
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，慑于海瑞威名，不得已，退还农民部分田产。但在暗中，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，指使戴弹劾海瑞“渔肉缙绅”，将海瑞罢官，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。
由此可知，严公仆的“贪”，真正可怜可叹；而徐阶的“廉”，却实在让人齿冷。历史就是这样，让人琢磨不透。《献征录：大学士严公嵩传》载，严嵩降生于小家子，“其父不过小吏”；同书“大学士徐公阶传”载：徐阶家“世世受耕，不仕，至父蔽而补邑椽吏。”说明两人起步时，家业相当，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，才有如此财产。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，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。由此可知，对贪与廉的问题，讨论已经毫无意义。
但历史，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，不知为何。我们不否认，权力的力量。事过数十年，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，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，尤其是他的政敌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，就很值得玩味了。
我们再看如下资料，《列朝诗集：胡瓒宗传》：“家居数年，而有诗案之狱。户部主事王联，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，上书讦瓒宗‘闻大驾幸楚’诗，有‘穆天湘竹’之语，世庙大怒，下之狱。严分宜、陶恭诚力救之，乃得解。”事在嘉靖二十九年，朱国桢《皇明大事记》卷三十二记载，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，株连一百一十余人。“是时，上意不测，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，圣怒少解。”严公仆的这类事，居然在《明史：严嵩传》中缺载。实在费解。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、丁汝夔等事实，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、落井下石。比起徐阶整死仇鸾、张经，罗织“严党”瘐死胡宗宪，以“叛逆”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，的确高尚许多。
我们再看一则史料，《皇明大事记：严嵩》中，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，如“嵩妻欧阳氏甚贤，治家有法，驭世蕃尤严，嵩亦相敬如宾，旁无姬侍。比权势愈盛，谓嵩曰：‘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？一介书生得此已过，过而不挹必倾。’嵩甚愧之，世蕃亦畏惮。”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篇：内阁：居官居乡不同》条中亦有相似记载：“严分宜作相，受世大垢，而为德于乡甚厚，其夫人欧阳氏，尤好施予，至今袁人犹诵说之。”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，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中亦有记叙：“分宜之恶，谭者以为古今罕俪。乃江右人，尚有余思，袁人尤甚，余过袁问而亲得之。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。”由此可知，内助如此，公仆何恶。
让人不明白的是，这样一个公仆大人，竟然落入了“奸贼”的黑名单。仔细想起来，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欲望：泄私愤。
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。孔子说，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。其实，还应该再加一条：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。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，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。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。
王世桢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。关于这件事，史书上也有记载。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，被世宗处死的王忬。一个偶然机缘，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，公仆父子向王索要。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，就让一个画师，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。后来此事败露，严公仆对其衔恨。后王忬戍边不力，被下狱，严公仆上奏章，王于是死罪。
因此积怨，王世贞在其所著的《嘉靖以来首辅传：严嵩传》，及其他史著中，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。公仆声名，一落千丈。而社会，在此误导之下，纷纷嚷嚷，猩猩吠吠，满城风雨之中，走到了今天。由此可知，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，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知道，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，当然与皇帝有关。“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（《论语：子张》）绝对权力的拥有者，一旦随心所欲，作为下属，就实在难为。集权下无忠臣，也许是对的；集权下显忠臣，也许也是对的。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，虽然远去了，但是，历史总是在反复中。今天，就是昨天的集合，正如明天，就是今天的集合。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，我们不得不思索：历史的鲜血，或者黑暗，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