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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
杜车别
感觉很新鲜的文章，和以往通过小说戏剧历史小说对明的了解颇有不同，故发之。
孟森的《清史讲义》相当糟糕，对清廷罪恶多有维护粉饰处，但其本出身清朝统治之下，奴化教育深入骨髓，满清灭亡时已42岁，所以也强求不得。他的《明史讲义》却相当不错，许多观点一扫流俗，颇有可采处。
比如他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“廷杖虽酷，然正人被杖，天下以为至荣，终身被人倾慕，此犹太祖以来，与臣下争意气，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。清君之处臣，必令天下颂为至圣，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，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”
这观点虽然尚未及要害，但也是挠到痒处了。
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，不畏强权，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，人格独立的程度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，堪称奇观。这种情形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，什么极端专制，皇权空前膨胀，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。
根据《明史讲义导读》中转述的商鸿逵的回忆“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，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，问于孟森先生，先生思索后答道：‘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’”
孟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够全面（对这个问题全面的分析，下文会说到），但他所谈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但这和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，自然不符合。在他们眼中，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，人格病态，杀戮无度，制造文字狱，杀功臣，一触即跳的暴君，如何能同“作养士气”联系起来的。
应该说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是错误的。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把谎言当成事实来相信，就如流传甚广的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问题
许多人都说的绘声绘色眉飞色舞：徐一夔、释来复等人因文字声音触犯朱元璋对“僧”或“贼”等词，如以“则”嫌于“贼”，“生知”嫌于“僧知”，“法坤”嫌于“发”等而惨遭杀戮
而经过陈学霖的考证，事实的真相是
“徐一夔寿终八秩，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？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，亦与文字狱无关。如此等等，所举证据，均确凿、过硬，堪称铁板钉钉”（引自《功夫文章学子书》作者王春瑜）
另一个方面，对朱元璋杀功臣，以及制造的系列反贪大案的评论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，给朱元璋扣个残暴的帽子自以为了事，却全然没有看到背后深层的原因。孟森说的好：“以国家全体而论，当开创之后，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，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，权贵纵横，民生凋敝，其国亦不可久也‘
“太祖之好用峻法，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，实未尝滥及平民”
“不能使官吏畏法，则既豢民膏，复以威福肆于民上，假国宠以殃民，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”
正因为长久以为对朱元璋的刻意丑化导致偏见蒙蔽了眼睛，许多人对朱元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杀功臣，反贪，以及暴虐上，这样的认识自然不全面，甚至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。对朱元璋“作养士气”的一面，就更被严重忽视……其实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，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谈不上暴虐，恰恰相反，有时候温和耐心的让人惊奇。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他都是褒奖有加的。
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周观政的例子，明史《周观政传》中的记载是
“观政亦山阴人。以荐授九江教授，擢监察御史。尝监奉天门。有中使将女乐入，观政止之。中使曰：‘有命‘，观政执不听。中使愠而入，顷之出报曰：‘御史且休，女乐已罢不用。‘观政又拒曰：‘必面奉诏。‘已而帝亲出宫，谓之曰：‘宫中音乐废缺，欲使内家肄习耳。朕已悔之，御史言是也。‘左右无不惊异者。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。”
说起来，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，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，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，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，无可非议的举动。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，其强项情状，可见一斑。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，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，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。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，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。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，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，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。
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“此是何等气象。”“明之奉天殿，即今太和殿，奉天门即太和门，……当时肯任官者，其抱负已不凡，帝竟纳之，已奇，纳之而听御史请，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，此岂百世帝王所有？岂但帝王，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？清代自高宗以来，御朝不登正殿，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。一御史叫呼于门前，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，……以太祖所为视之，真不在意计中也”
正因为这种风气，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，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，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，象教谕，典史这些微末官吏，都可以因为直言，而被拔升高位。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：
“门克新，巩昌人。泰州教谕也。二十六年，秩满来朝。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。克新直言无隐。授赞善。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，亦授是职。上谕吏部曰：‘左克新，右俊华，重直言也”
“冯坚，不知何许人，为南丰典史，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。……。书奏，帝嘉之，称其知时务，达事变。又谓侍臣曰：‘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。边将数易，则兵力勇怯。敌情出没，出川形胜，无以备知。倘得赵充国、班超者，又何取数易为哉！‘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，在院颇持大体。其明年，卒于任。”
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，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：“
钱唐为人强直。尝诏讲《虞书》，唐陛立而讲。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，唐正色曰：‘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，不跪不为倨。””
《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》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“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，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，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”
考察事实，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。
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，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，曾经对他说
：‘朕与尔义则君臣，恩犹父子，当知无不言。‘
解缙写了封万言书，洋洋洒洒，自称“率意狂愚，无所避忌”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，批评的体无完肤。
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，他都要干涉，横加指责，肆意批评
“
臣见陛下好观《说苑》、《韵府》杂书与所谓《道德经》、《心经》者，臣窃谓甚非所宜也。《说苑》出于刘向，多战国纵横之论；《韵府》出元之阴氏，抄辑秽芜，略无可采。”
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。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，遇到这样的上书，最轻的处罚是斩首，重一点是批示一个“大肆狂吠”，然后凌迟，满门抄斩。
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，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，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，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（“帝称其才”）。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，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，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，朱元璋就对他说“大器晚成，若以而子归，益令进学，后十年来，大用未晚也。‘
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。
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“恩犹父子”，这也并非虚言，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。朱元璋死后，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，当“有司劾缙违诏旨”的时候，解缙说“宾天之讣忽闻，痛切欲绝。母丧在殡，未遑安厝。家有九十之亲，倚门望思，皆不暇恋。冀一拜山陵，陨泪九土。”
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，决非虚情假意。
同样，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，朱元璋也相当尊重，左东岭说朱元璋“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”，应该是符合事实的。
明史中的记载是
“太祖喜其举止端整，谓皇太子曰：‘此庄士，当老其才。‘礼遣还。后为仇家所连，逮至京。太祖见其名，释之。二十五年，又以荐召至。太祖曰：‘今非用孝孺时。‘”
“及惠帝即位，召为翰林侍讲。明年迁侍讲学士”
朱元璋所谓：‘今非用孝孺时‘，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，所以建文一即位，就马上召用他。
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，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，在殿试对策的时候，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“天之生才有限，陛下忽以区区小故，纵无穷之诛，何以为治”，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，结果出人意料，朱元璋很高兴，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（明史中的记载：“太祖善其意，擢一甲第二，授翰林修撰”）
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，到了建文帝的时候，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，靖难之役，有这么多的文臣，自愿殉难，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，决非偶然，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
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，有一天因为生病，上朝迟到了一会儿，“帝有疾，视朝晏”
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说：‘高皇帝鸡鸣而起，昧爽而朝，未日出而临百官，故能庶绩咸熙，天下x安。陛下嗣守大业，宜追绳祖武，兢兢业业，忧勤万几。今乃即于晏安，日上数刻，犹未临朝。群臣宿卫，疲于伺候，旷职废业，上下懈弛。播之天下，传之四裔，非社稷福也。‘
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，结果建文帝制止说“直谏难得，何可沮也？其以疏宣示天下，使知朕过”
孟森把这件事情和清朝统治下类似的事情做了一个对比，“清嘉庆初，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，亦视朝稍晏等语，严旨立斩，临刑改戍伊犁，遂亦称盛德，视此又何如也！”
同样的事情，在明朝是皇帝主动认错，并宣示天下，而到清朝，就是严旨立斩，临刑改戍伊犁，还被称为皇帝盛德，这或许就是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区别了。
到了明成祖以后，明朝的皇帝普遍自身的文化修养比较高，和士大夫之间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，所以文官的地位作用更进一步上升
《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》中转引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的相关记载还是颇能说明问题：“仁宗在东宫久，学问最为渊博，酷好宋欧阳修之文，夤夜翻阅，每至达旦。杨士奇，欧之乡人，熟于欧文，帝以此深契之”
明宣宗则更为杰出，聪明而且才华横溢，才学不下于那些考上来的进士“帝天纵神敏，逊志经史，长篇短歌，援笔立就，每试进士，辄自撰程文：‘我不当会元及第耶！’万机之暇，游戏翰墨，点染写生，遂与宣和争胜；而运机雍熙，治隆文景，君臣同游，庚歌继作，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”
正因为皇帝和文人大臣之间如此契合，所以彼此关系也就更为亲密坦诚。
引用左东岭的记述评论“
仁宗曾与杨士奇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：‘（上）谓杨士奇曰：‘朕尝处事有过，退朝思之，方自悔，而廷臣已有言者，甚惬朕意。’士奇对曰：‘宋臣富弼有言，愿不以同异以喜怒，不以喜怒为用舍。’上曰：‘然，《书》云：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。群臣所言，有弗意者，朕退必自思。或朕实有失，亦未尝不悔。’
士奇曰：‘成汤改过不吝，所以为圣人’上曰：‘朕有不善，患未知耳，知之不难于改’’
“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，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，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，仁宗也颇厌烦，虽经杨士奇劝解，但还是不高兴，只令其照旧供职，仍不准参加朝见。士奇又进言：‘陛下有诏求言，今谦因言取咎，朝臣皆以言为戒。且四方朝觐之臣咸在，岂能尽知谦过？若传于远人，将谓朝廷不能容直言。”
仁宗表示愿意承认过错，并让士奇告诉群臣。不料士奇依然不依不饶，非要让仁宗下玺书亲自引过认错。皇上最后无奈，也只好照办。（王直，《杨文贞公传》）”
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向大臣认错道歉的事情，并非个别现象，朱元璋做过，建文帝做过，明仁宗做过，明朝下面的许多皇帝都向臣下认错道歉甚至哀求过，明朝的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。
从明英宗开始，明朝大臣的性格变的更为张扬，甚至彪悍。比如岳正，正统十三年的进士，在天顺年间被明英宗选拔入内阁。明史对他的描述是